第三十一章 难
吴涵是等黄彬讲完,才道:“我们的史书错漏的地方很多,西方并不承认。”
黄彬道:“我们的史书记载是一代代记录下来的,是很确凿的证据。就算是有错,那也要西方拿出同时代可信的证据来证明我们错了。据我所知,西方目前拿不出来。”
黄彬转向郭开贞道:“特别是敦煌的文书,我们要尽量想办法追回来,而且现在不能再遗失了。那些文书与我国的历史相印证,能够说明很多问题。而且如果我们能够证明,从德国到我国都是一个文化系统,好处有很多,这个不用我来讲。无非就是一个以谁为中心的问题。让历史说话就行了。”
话题到了这里,基本上就结束了。
郭开贞实际上搭建了一个如何贯通东西方哲学桥梁,而黄彬给出了具体如何贯通的一种方法。而且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。
实际上,领袖已经在马恩哲学之后,利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构建了属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哲学,如果再算上黄彬今天提出来的史学和经济体制学说,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东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。
这也是领袖没有反对的原因。
吴涵本人是什么态度,很难说清楚,但是他动了不少推波助澜手脚。郭开贞则很技巧地进行了调和,哪一方都不得罪,都不影响他为双方进行宣传和下一步的研究。所以要说高人,郭开贞才是真正的高人。
剩下的时间,主要是讨论殷商时期存在人殉制度,为什么是封邑时代,而不是奴隶时代。
黄彬认为既然一个时代的起源要提前一两个时代,那么人殉制度也会推迟一到两个时期。殉葬制度到了世家时代已经不用人而是用俑。后来有一两个事件,也非常少。
在殷商之前的墓葬因为工具的落后,一般都埋藏浅,容易被破坏,所以发现就少。而且因为化为了泥土,也不被人重视。但是还是可以通过土质和泥土的颜色不同进行区分。这需要更加精细地对土壤进行化验和保护技术。
而商朝之后,不用人殉,也说明商朝是奴隶制度特征的晚期了。
再就是,对于古代对于奴隶的称呼,那就是没有称呼。古籍记载的民、士、姓都不是指底层人民,而是指封邑主,最差也是家臣。是到了商鞅时期,解放了奴隶之后,才把一部分从事农业的奴隶,叫做农,把一部分取得身份的叫做农民。而在《商君书》中,凡是单独提到民的,都不是指农民,而是指封邑主。
而在封邑主时期,封邑虽然是社会的主流经济模式,但是出现了类似于现在的“公司”制度,就是家臣制度。家臣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自主权,所以才会发生三国分晋的现象。除了家臣,还有逃到封邑之外,不受封邑主管辖的野人,他们已经不是奴隶,而且人数不少。而这在诸侯时期都是没有的。
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具体历史记载的解释,所以学者们发言讨论的就多了起来。
黄彬在讨论过程中,并没有落下风。反而纠正了郭开贞在文章把士、民、姓都叫做奴隶,把统治阶级集中到王一个人身上的错误。认为春秋时期,统治阶层是士大夫封邑主基层,王虽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。但是因为他需要基于国家总体考虑,反而是压制士大夫、调和国家人群矛盾最积极的一个人。
如果一定要说王是统治者,那么只是在诸侯时期,是诸侯一个人说了算。到了封邑主时期,由于家臣制度,和《周礼》制定的官僚体系,已经向集体决策方向改进。虽然《周礼》的撰写成功已经春秋战国的晚期,但是它对后来的政权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。
为什么后来的臣子能够劝谏皇帝?正是因为集体决策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。
到了汉唐之后,那就更加是如此了。那些不听劝谏,一意孤行的皇帝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与公有制的发展一样,集体决策的模式也是渐进式的。基本理论的提出那就早了,从《尚书》到《周易》都有体现。
黄彬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也是惊人的,因为他的记忆力非常好,能够指出教授们偶尔出现的语误,对于谈话内容也经常能够一字不差地复诉出来。
黄彬还在只是翻看了一遍教授们送上来的书籍之后,就能准确地说出某段话在某页某段落。
这种恐怖的记忆力,让教授们知道了,为什么这孩子能够在小小年纪读那么多书,还能记得,并融会贯通。
由于黄彬的这种能力,让教授们都非常小心,怕一旦说错了,被黄彬给当场指出来,太没面子。
这个问题终于在一个学生提问的时候问了出来。
黄彬淡淡的一笑:“这种能力其实并不是读书的能力,我是军人,这是一种作战训练训练出来的能力。”
黄彬扫了一下会场:“现代战争,炮火崩裂,环境恶劣而复杂,稍有不慎,你会被人杀死,或者你失去了杀死敌人的机会。敌人不死,你就得死。所以观察战场环境,包括每块土石,每一个草木,每一片叶子上的露珠的多少,符不符合环境,你必须要观察到,理解到。这是一个战士求生的基本技能。我从九岁开始
打仗,被逼着训练,到今年已经七年了。”
“如果你能全神贯注,连续训练七年,你也许会比我的记忆力还要好。”
人们才发现,黄彬确实每时每刻都非常认真。他感知的东西,甚至并不只是包括了在场的人的语言,还有你的位置,身体情况,服装,相貌等等。所以看起来他非常安静,没有什么大的情绪波动。
至少在整个讲堂的时候是这样。
黄彬笑了:“我最大的本事,其实不是看书写书。我是一个士兵,我擅长的是作战,单兵作战。”
黄彬笑得露出了牙齿,神情之间,瞬间就变得杀气腾腾,像出窍的刀锋。
教授和学生们以为黄彬只是表演。
军方的人都在交头接耳。很快,黄彬的战功,最著名的三次作战被刘院长低声讲了出来。
“黄彬第一次大的战功是带着一个班去救他的父亲,和他的父亲用一个班的战士,一个排的文职和参谋人员顶住了敌军一个半团的进攻。如果算上最后敌军疯狂的反扑,应该算是三个团,不过那时阵地上只剩下了不到五个人。”
“黄彬的第二次是他一个人在荔浦,拖住了一个连的匪军,拖到了援军到来并几乎全歼敌军。只漏掉了不到五个人。”
“第三次对付的是海岛特务,七个人,把一个排的暗杀队伍死死地拖住,最后只走了一个高手。”
三次战斗虽然一次比一次小,但是难度却一次比一次大。黄彬的成长几乎是眼睛看得到的。
“特战战术,就是他在雨城军政大学的时候提出来,并由丁胜那个家伙组织训练成功,并在瑶山、南疆和现在的高丽战场打出了明堂。他曾经是特战分队的副队长。不然能够小小年纪当个营级干部?”
刘院长得意地道:“我是那么好糊弄的?”
首长们低声道:“可惜他似乎擅长单兵作战。”
刘院长道:“他就是不想学,想学容易得很。人还比较固执,到现在你见过他服软了吗?这些都是大教授啊。我见到都得发憷。他不怕。但是要让他的脑子转过弯,很难。就是骗到这里修军事史。你看他研究的都是些什么东西?把这个当成单兵训练了。说好也好,说不好...唉,难。”
黄彬确实任何时候都在训练。
他知道自己非常危险,所以在任何危险的情况下,他都要保证自己能够逃脱。如果有人敢拦他,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教授们是没有什么威胁,威胁也不是来自这里。
但是这不影响他有一个好心情。就像现在,他还有心情,在心里想起那个挂在车厢后,想自己露出自以为很漂亮的丑样的女兵。他觉得那简直就是自己的榜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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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彬道:“我们的史书记载是一代代记录下来的,是很确凿的证据。就算是有错,那也要西方拿出同时代可信的证据来证明我们错了。据我所知,西方目前拿不出来。”
黄彬转向郭开贞道:“特别是敦煌的文书,我们要尽量想办法追回来,而且现在不能再遗失了。那些文书与我国的历史相印证,能够说明很多问题。而且如果我们能够证明,从德国到我国都是一个文化系统,好处有很多,这个不用我来讲。无非就是一个以谁为中心的问题。让历史说话就行了。”
话题到了这里,基本上就结束了。
郭开贞实际上搭建了一个如何贯通东西方哲学桥梁,而黄彬给出了具体如何贯通的一种方法。而且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。
实际上,领袖已经在马恩哲学之后,利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构建了属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哲学,如果再算上黄彬今天提出来的史学和经济体制学说,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东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。
这也是领袖没有反对的原因。
吴涵本人是什么态度,很难说清楚,但是他动了不少推波助澜手脚。郭开贞则很技巧地进行了调和,哪一方都不得罪,都不影响他为双方进行宣传和下一步的研究。所以要说高人,郭开贞才是真正的高人。
剩下的时间,主要是讨论殷商时期存在人殉制度,为什么是封邑时代,而不是奴隶时代。
黄彬认为既然一个时代的起源要提前一两个时代,那么人殉制度也会推迟一到两个时期。殉葬制度到了世家时代已经不用人而是用俑。后来有一两个事件,也非常少。
在殷商之前的墓葬因为工具的落后,一般都埋藏浅,容易被破坏,所以发现就少。而且因为化为了泥土,也不被人重视。但是还是可以通过土质和泥土的颜色不同进行区分。这需要更加精细地对土壤进行化验和保护技术。
而商朝之后,不用人殉,也说明商朝是奴隶制度特征的晚期了。
再就是,对于古代对于奴隶的称呼,那就是没有称呼。古籍记载的民、士、姓都不是指底层人民,而是指封邑主,最差也是家臣。是到了商鞅时期,解放了奴隶之后,才把一部分从事农业的奴隶,叫做农,把一部分取得身份的叫做农民。而在《商君书》中,凡是单独提到民的,都不是指农民,而是指封邑主。
而在封邑主时期,封邑虽然是社会的主流经济模式,但是出现了类似于现在的“公司”制度,就是家臣制度。家臣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自主权,所以才会发生三国分晋的现象。除了家臣,还有逃到封邑之外,不受封邑主管辖的野人,他们已经不是奴隶,而且人数不少。而这在诸侯时期都是没有的。
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具体历史记载的解释,所以学者们发言讨论的就多了起来。
黄彬在讨论过程中,并没有落下风。反而纠正了郭开贞在文章把士、民、姓都叫做奴隶,把统治阶级集中到王一个人身上的错误。认为春秋时期,统治阶层是士大夫封邑主基层,王虽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。但是因为他需要基于国家总体考虑,反而是压制士大夫、调和国家人群矛盾最积极的一个人。
如果一定要说王是统治者,那么只是在诸侯时期,是诸侯一个人说了算。到了封邑主时期,由于家臣制度,和《周礼》制定的官僚体系,已经向集体决策方向改进。虽然《周礼》的撰写成功已经春秋战国的晚期,但是它对后来的政权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。
为什么后来的臣子能够劝谏皇帝?正是因为集体决策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。
到了汉唐之后,那就更加是如此了。那些不听劝谏,一意孤行的皇帝都没有什么好下场。与公有制的发展一样,集体决策的模式也是渐进式的。基本理论的提出那就早了,从《尚书》到《周易》都有体现。
黄彬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也是惊人的,因为他的记忆力非常好,能够指出教授们偶尔出现的语误,对于谈话内容也经常能够一字不差地复诉出来。
黄彬还在只是翻看了一遍教授们送上来的书籍之后,就能准确地说出某段话在某页某段落。
这种恐怖的记忆力,让教授们知道了,为什么这孩子能够在小小年纪读那么多书,还能记得,并融会贯通。
由于黄彬的这种能力,让教授们都非常小心,怕一旦说错了,被黄彬给当场指出来,太没面子。
这个问题终于在一个学生提问的时候问了出来。
黄彬淡淡的一笑:“这种能力其实并不是读书的能力,我是军人,这是一种作战训练训练出来的能力。”
黄彬扫了一下会场:“现代战争,炮火崩裂,环境恶劣而复杂,稍有不慎,你会被人杀死,或者你失去了杀死敌人的机会。敌人不死,你就得死。所以观察战场环境,包括每块土石,每一个草木,每一片叶子上的露珠的多少,符不符合环境,你必须要观察到,理解到。这是一个战士求生的基本技能。我从九岁开始
打仗,被逼着训练,到今年已经七年了。”
“如果你能全神贯注,连续训练七年,你也许会比我的记忆力还要好。”
人们才发现,黄彬确实每时每刻都非常认真。他感知的东西,甚至并不只是包括了在场的人的语言,还有你的位置,身体情况,服装,相貌等等。所以看起来他非常安静,没有什么大的情绪波动。
至少在整个讲堂的时候是这样。
黄彬笑了:“我最大的本事,其实不是看书写书。我是一个士兵,我擅长的是作战,单兵作战。”
黄彬笑得露出了牙齿,神情之间,瞬间就变得杀气腾腾,像出窍的刀锋。
教授和学生们以为黄彬只是表演。
军方的人都在交头接耳。很快,黄彬的战功,最著名的三次作战被刘院长低声讲了出来。
“黄彬第一次大的战功是带着一个班去救他的父亲,和他的父亲用一个班的战士,一个排的文职和参谋人员顶住了敌军一个半团的进攻。如果算上最后敌军疯狂的反扑,应该算是三个团,不过那时阵地上只剩下了不到五个人。”
“黄彬的第二次是他一个人在荔浦,拖住了一个连的匪军,拖到了援军到来并几乎全歼敌军。只漏掉了不到五个人。”
“第三次对付的是海岛特务,七个人,把一个排的暗杀队伍死死地拖住,最后只走了一个高手。”
三次战斗虽然一次比一次小,但是难度却一次比一次大。黄彬的成长几乎是眼睛看得到的。
“特战战术,就是他在雨城军政大学的时候提出来,并由丁胜那个家伙组织训练成功,并在瑶山、南疆和现在的高丽战场打出了明堂。他曾经是特战分队的副队长。不然能够小小年纪当个营级干部?”
刘院长得意地道:“我是那么好糊弄的?”
首长们低声道:“可惜他似乎擅长单兵作战。”
刘院长道:“他就是不想学,想学容易得很。人还比较固执,到现在你见过他服软了吗?这些都是大教授啊。我见到都得发憷。他不怕。但是要让他的脑子转过弯,很难。就是骗到这里修军事史。你看他研究的都是些什么东西?把这个当成单兵训练了。说好也好,说不好...唉,难。”
黄彬确实任何时候都在训练。
他知道自己非常危险,所以在任何危险的情况下,他都要保证自己能够逃脱。如果有人敢拦他,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教授们是没有什么威胁,威胁也不是来自这里。
但是这不影响他有一个好心情。就像现在,他还有心情,在心里想起那个挂在车厢后,想自己露出自以为很漂亮的丑样的女兵。他觉得那简直就是自己的榜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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