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 定音鼓 · 西边的太阳升起来
殷商靠神权,周就以人为本;
殷商靠刑罚,周就以德治国。
周公制礼作乐,敲响了中华文明的定音鼓。
太阳从西边升起,并不稀奇。周之前,炎帝就是从西边来的,而且是“太阳神”。周之后,秦人也从西边来,而且做“始皇帝”。从周到唐,“中国”一直在西边,“太阳”也都是由西往东移。这才有西周、东周,西汉、东汉,西晋、东晋。但无一例外,西在前,东在后。
唐以后,则是南北移动。宋虽然定都开封,却有四个京府:东京开封府、西京河南府(洛阳)、南京应天府(商丘)、北京大名府。南宋则有陪都杭州临安府,可见“中国”也可以南移。直到元明清,才“坐北朝南”,不再移动。朱元璋的定都南京,只算小插曲。
显然,这里说的“中国”完全不是地理概念,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,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。因为只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政权,才有资格自居“中国”,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,南方还是北方。如果是外族入主,则一要“天下一统”,二要“变夷为夏”,否则是没人认账的。
这种观念,是周的文化遗产。
的确,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,是周人奠定的。周以前,从三皇五帝到夏,都是摸索;商,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。周以后就成熟了,也变得沉稳。国家制度,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,时间在战国到秦汉。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,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,这就是“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”和“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”。正是它们,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。
周,是中华文明的“定音鼓”。
周人,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。
然而在世界范围内,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一个特例。
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说了,乱。印度和希腊也不说了。武王伐纣前,达罗毗荼人创造的“印度河文明”,米诺斯人创造的“克里特文明”,阿卡亚人创造的“迈锡尼文明”,都已经先后陨落。印度河文明陨落后,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。此刻,印度是雅利安人的“吠陀时代”,希腊是多利亚人的“荷马时代”,都相当于中国的“尧舜时代”。
可比的是埃及。
埃及简直就是另一个殷商。国王都是“神的儿子”,而且那神还都是鸟,只不过埃及的是鹰(荷鲁斯),殷商的是燕子(玄鸟)。然而埃及神权政治的年头,却比殷商长得多。从他们建立第一王朝,到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,有两千五六百年。当然,其间多有改朝换代,甚至还有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王朝。王朝的最高保护神也换届,荷鲁斯、拉、阿蒙、阿吞(阿顿),轮流坐庄,但都是太阳神,也不能没有太阳神。
实际上,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。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,就自称“天神的后裔”;阿卡德国王,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。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,也要教皇加冕。唯独周人说是“天授”,岂非出格?
天授与神授,有区别吗?
有。
神授是宗教性的,天授是伦理性的。
事实上,周人的“天”,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,比如基督教的上帝;更不是人格神,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。它就是自然界,同时又是“伟大的人”,是人的父母,而且是天下人、全人类的。唯其如此,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“人文关怀”。
如此的与众不同,难道不是“太阳从西边出来”?
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。君权神授的埃及,被其他民族灭掉了;君权神授的观念,在欧洲被颠覆了。唯独中国的“君权天授”,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。后边所有的天子,都自称“奉天承运”。没人对此表示怀疑,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。唯一可讨论的,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可靠性。
真命天子,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。
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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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商靠刑罚,周就以德治国。
周公制礼作乐,敲响了中华文明的定音鼓。
太阳从西边升起,并不稀奇。周之前,炎帝就是从西边来的,而且是“太阳神”。周之后,秦人也从西边来,而且做“始皇帝”。从周到唐,“中国”一直在西边,“太阳”也都是由西往东移。这才有西周、东周,西汉、东汉,西晋、东晋。但无一例外,西在前,东在后。
唐以后,则是南北移动。宋虽然定都开封,却有四个京府:东京开封府、西京河南府(洛阳)、南京应天府(商丘)、北京大名府。南宋则有陪都杭州临安府,可见“中国”也可以南移。直到元明清,才“坐北朝南”,不再移动。朱元璋的定都南京,只算小插曲。
显然,这里说的“中国”完全不是地理概念,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,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。因为只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政权,才有资格自居“中国”,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,南方还是北方。如果是外族入主,则一要“天下一统”,二要“变夷为夏”,否则是没人认账的。
这种观念,是周的文化遗产。
的确,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,是周人奠定的。周以前,从三皇五帝到夏,都是摸索;商,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。周以后就成熟了,也变得沉稳。国家制度,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,时间在战国到秦汉。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,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,这就是“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”和“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”。正是它们,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。
周,是中华文明的“定音鼓”。
周人,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。
然而在世界范围内,周制度和周文化却又是一个特例。
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说了,乱。印度和希腊也不说了。武王伐纣前,达罗毗荼人创造的“印度河文明”,米诺斯人创造的“克里特文明”,阿卡亚人创造的“迈锡尼文明”,都已经先后陨落。印度河文明陨落后,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。此刻,印度是雅利安人的“吠陀时代”,希腊是多利亚人的“荷马时代”,都相当于中国的“尧舜时代”。
可比的是埃及。
埃及简直就是另一个殷商。国王都是“神的儿子”,而且那神还都是鸟,只不过埃及的是鹰(荷鲁斯),殷商的是燕子(玄鸟)。然而埃及神权政治的年头,却比殷商长得多。从他们建立第一王朝,到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,有两千五六百年。当然,其间多有改朝换代,甚至还有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王朝。王朝的最高保护神也换届,荷鲁斯、拉、阿蒙、阿吞(阿顿),轮流坐庄,但都是太阳神,也不能没有太阳神。
实际上,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。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,就自称“天神的后裔”;阿卡德国王,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。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,也要教皇加冕。唯独周人说是“天授”,岂非出格?
天授与神授,有区别吗?
有。
神授是宗教性的,天授是伦理性的。
事实上,周人的“天”,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,比如基督教的上帝;更不是人格神,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。它就是自然界,同时又是“伟大的人”,是人的父母,而且是天下人、全人类的。唯其如此,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“人文关怀”。
如此的与众不同,难道不是“太阳从西边出来”?
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。君权神授的埃及,被其他民族灭掉了;君权神授的观念,在欧洲被颠覆了。唯独中国的“君权天授”,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。后边所有的天子,都自称“奉天承运”。没人对此表示怀疑,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。唯一可讨论的,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可靠性。
真命天子,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。
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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