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天下为家 · 重大失误
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,就做“士”。
士阶层的出现,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。因为按照宗法制,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;按照封建制,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。因此,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,就只有贵族身份,没有贵族爵位。
于是,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,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,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,便构成最低一级的贵族,叫做“士”。
士,在历史上极为重要。
重要性是逐渐显示出来的。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,东周是诸侯的时代,春秋是大夫的时代,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。那时的士,周游列国,朝秦暮楚,拉帮结派,合纵连横,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。
秦汉以后,我们民族进入“帝国阶段”,废封建,行郡县,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。除了皇族,所有人都是平民。于是,士便成为平民之首,与其他阶层合称“士农工商”。从汉帝国到清帝国,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,甚至一度形成所谓“士族”。士,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,尤其是中国政治史、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。
这并非没有原因。
首先,周代的士,是贵族,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。权利包括祭祀权、参政权和从军权,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,高于平民。比方说,婚姻,一妻一妾;祭祀,三鼎二簋;乐舞,二佾(读如异),也就是舞女两行。
但作为贵族,士“有权利,无权力”,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。因为天子、诸侯、大夫都有领地,比如诸侯有封国,大夫有采邑。这些领地,经过了授土、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,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,还有治权。
士就没有领地,只有“食田”,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,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。而且,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,才有食田,食田不是他的私产。拥有“世职”(世袭的职务)和“世田”(世袭的田地)的,是少数。
越来越多的士,都只能“打工”。
这就要有本事。实际上,但凡士,都多少有些能耐。他们或者有武艺,可以做战士、保镖、刺客;或者有文化,可以做史官、智囊、文秘;或者懂经营,可以做管家、会计、经纪人;或者会方术,可以治病、疗伤、看风水、配春·药、传授房中术。再不济,也能“鸡鸣狗盗”。
显然,周代的士,就是当时的“知识分子”和“白领阶层”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,人数不多不少,能量不大不小,最适合培养为“中产阶级”。苟如此,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、维护社会稳定的“中坚力量”。
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,就在这里。
从西周大封建开始,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,是诸侯和大夫。最后养肥的,也是这些“中上层贵族”。这对“中央”其实是不利的。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,天子就越虚弱。强枝弱干的结果,是周王室成为“皮包公司”,周天子成为“光杆司令”,最后连“橡皮图章”都当不成。
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,还有“封建秩序”。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,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。子公司超过总公司,岂能不乱?只不过,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,比如“五侯争霸”;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,比如“三家分晋”。但无论哪一种,士都是帮凶。
但同时,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,也是士。这就是“先秦诸子”。其中,儒家代表文士,墨家代表武士,道家代表隐士,法家代表谋士,都是士的代表。只不过,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,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。
同样是士,为什么有的“助纣为虐”,有的“救苦救难”,如此不同呢?
因为有“君子”,有“小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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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阶层的出现,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。因为按照宗法制,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;按照封建制,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。因此,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,就只有贵族身份,没有贵族爵位。
于是,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,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,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,便构成最低一级的贵族,叫做“士”。
士,在历史上极为重要。
重要性是逐渐显示出来的。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,东周是诸侯的时代,春秋是大夫的时代,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。那时的士,周游列国,朝秦暮楚,拉帮结派,合纵连横,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。
秦汉以后,我们民族进入“帝国阶段”,废封建,行郡县,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。除了皇族,所有人都是平民。于是,士便成为平民之首,与其他阶层合称“士农工商”。从汉帝国到清帝国,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,甚至一度形成所谓“士族”。士,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,尤其是中国政治史、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。
这并非没有原因。
首先,周代的士,是贵族,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。权利包括祭祀权、参政权和从军权,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,高于平民。比方说,婚姻,一妻一妾;祭祀,三鼎二簋;乐舞,二佾(读如异),也就是舞女两行。
但作为贵族,士“有权利,无权力”,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。因为天子、诸侯、大夫都有领地,比如诸侯有封国,大夫有采邑。这些领地,经过了授土、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,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,还有治权。
士就没有领地,只有“食田”,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,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。而且,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,才有食田,食田不是他的私产。拥有“世职”(世袭的职务)和“世田”(世袭的田地)的,是少数。
越来越多的士,都只能“打工”。
这就要有本事。实际上,但凡士,都多少有些能耐。他们或者有武艺,可以做战士、保镖、刺客;或者有文化,可以做史官、智囊、文秘;或者懂经营,可以做管家、会计、经纪人;或者会方术,可以治病、疗伤、看风水、配春·药、传授房中术。再不济,也能“鸡鸣狗盗”。
显然,周代的士,就是当时的“知识分子”和“白领阶层”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,人数不多不少,能量不大不小,最适合培养为“中产阶级”。苟如此,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、维护社会稳定的“中坚力量”。
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,就在这里。
从西周大封建开始,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,是诸侯和大夫。最后养肥的,也是这些“中上层贵族”。这对“中央”其实是不利的。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,天子就越虚弱。强枝弱干的结果,是周王室成为“皮包公司”,周天子成为“光杆司令”,最后连“橡皮图章”都当不成。
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,还有“封建秩序”。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,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。子公司超过总公司,岂能不乱?只不过,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,比如“五侯争霸”;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,比如“三家分晋”。但无论哪一种,士都是帮凶。
但同时,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,也是士。这就是“先秦诸子”。其中,儒家代表文士,墨家代表武士,道家代表隐士,法家代表谋士,都是士的代表。只不过,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,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。
同样是士,为什么有的“助纣为虐”,有的“救苦救难”,如此不同呢?
因为有“君子”,有“小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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