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根本所在 · 斯芬克斯之谜
斯芬克斯,是希腊人对狮身人面像的称呼。不过,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却有两只翅膀。这就比古埃及那个长着石灰石脑袋的家伙,显得轻盈娟秀,也就能超越时空从雅典飞到费城。
◎那克索斯的斯芬克斯,公元前560年,大理石,高米。
翅膀,是重要的。
是啊,没有翅膀就不能飞。但怎样飞翔,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。伊斯兰文明此刻还没有产生,这里只说希腊和中华。[3]
[3]关于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两只翅膀,请参看邓晓芒、易中天《黄与蓝的交响》。
中华的翅膀,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。
的确,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。从《诗·小雅·小旻》的“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,到孟子的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,再到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国歌,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。
这是对的。历史的经验证明,任何一个政权,忧患则生,安乐则死。个人也一样。所以,士大夫固然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(范仲淹),诗人们也得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(辛弃疾),因为“忧从中来,不可断绝”(曹操)。甚至就连妓女丫环、贩夫走卒,也懂得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从而“忧国忧民”。
但,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。我们相信“天遂人愿”,相信“善恶有报”,相信“事在人为”,相信“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”。因此,我们“不改其乐”,哪怕“自得其乐”,也总归“乐在其中”。
一忧一乐,就有礼有乐。礼就是“理”,讲伦理,讲秩序,体现忧患;乐就是“乐”,讲快乐,讲和谐,造就乐观。礼和乐,也是两只翅膀。
希腊呢?
希腊的翅膀,是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。
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,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。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,他们是“为思想而思想,为科学而科学”。所以,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,变成几何学;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,变成天文学。有科学这双翅膀,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、美索不达米亚妈妈。
与此同时,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。正如马克思所说,他们是“正常的儿童”,因此能“为艺术而艺术,为审美而审美”。这种纯粹,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,也毫无负罪感,更不会道貌岸然。只要干得漂亮,不管是谈天说地,还是寻欢作乐,都会得到喝彩。而且,喝彩的既包括朋友,也包括敌人。
由此可见,科学和艺术,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,也是统一的。它们统一于单纯,统一于天然,统一于率真。事实上,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。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叫做“酒神精神”(狄俄尼索斯精神)和“日神精神”(阿波罗精神),前者体现于音乐,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,尤其是雕塑。
希腊精神是互补的。
同样,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,也是“互补结构”。忧患是底色,乐观是表情,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,其实是科学精神。它们对立统一,相辅相成,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。
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——那些毁灭了的文明,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。
然而希腊与中华,却又迥异其趣。
总体上说,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,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。我们的忧患,其实是对乱的恐惧,对治的祈求。因此,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,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。希腊人是“远航”,我们是“盘旋”。因为远航,他们“浴火重生”;因为盘旋,我们“超级稳定”。秦汉以后,甚至西周以后,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,都万变不离其宗。
这又是为什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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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那克索斯的斯芬克斯,公元前560年,大理石,高米。
翅膀,是重要的。
是啊,没有翅膀就不能飞。但怎样飞翔,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。伊斯兰文明此刻还没有产生,这里只说希腊和中华。[3]
[3]关于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的两只翅膀,请参看邓晓芒、易中天《黄与蓝的交响》。
中华的翅膀,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。
的确,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。从《诗·小雅·小旻》的“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,到孟子的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,再到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国歌,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。
这是对的。历史的经验证明,任何一个政权,忧患则生,安乐则死。个人也一样。所以,士大夫固然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(范仲淹),诗人们也得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(辛弃疾),因为“忧从中来,不可断绝”(曹操)。甚至就连妓女丫环、贩夫走卒,也懂得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从而“忧国忧民”。
但,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。我们相信“天遂人愿”,相信“善恶有报”,相信“事在人为”,相信“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”。因此,我们“不改其乐”,哪怕“自得其乐”,也总归“乐在其中”。
一忧一乐,就有礼有乐。礼就是“理”,讲伦理,讲秩序,体现忧患;乐就是“乐”,讲快乐,讲和谐,造就乐观。礼和乐,也是两只翅膀。
希腊呢?
希腊的翅膀,是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。
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,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。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,他们是“为思想而思想,为科学而科学”。所以,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,变成几何学;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,变成天文学。有科学这双翅膀,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、美索不达米亚妈妈。
与此同时,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。正如马克思所说,他们是“正常的儿童”,因此能“为艺术而艺术,为审美而审美”。这种纯粹,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,也毫无负罪感,更不会道貌岸然。只要干得漂亮,不管是谈天说地,还是寻欢作乐,都会得到喝彩。而且,喝彩的既包括朋友,也包括敌人。
由此可见,科学和艺术,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,也是统一的。它们统一于单纯,统一于天然,统一于率真。事实上,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。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叫做“酒神精神”(狄俄尼索斯精神)和“日神精神”(阿波罗精神),前者体现于音乐,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,尤其是雕塑。
希腊精神是互补的。
同样,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,也是“互补结构”。忧患是底色,乐观是表情,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,其实是科学精神。它们对立统一,相辅相成,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。
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——那些毁灭了的文明,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。
然而希腊与中华,却又迥异其趣。
总体上说,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,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。我们的忧患,其实是对乱的恐惧,对治的祈求。因此,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,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。希腊人是“远航”,我们是“盘旋”。因为远航,他们“浴火重生”;因为盘旋,我们“超级稳定”。秦汉以后,甚至西周以后,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,都万变不离其宗。
这又是为什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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