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礼坏乐崩 · 鲁国政变
子产政改的同时,鲁国在政变。
政变双方的交火,是在子产去世后五年发生的。其结果,政权表面上没有被颠覆,国君却实际上被赶跑。从此直到七年后新君即位,鲁国都没有国君。其实兵变失败流亡国外的鲁昭公即便回国,或没有逃跑,也只是纸糊的面子。这次动乱,不过把面子撕破了而已。
是的,鲁君早被架空,形同虚设。
这就不是一次政变可以完成的。实际上鲁君的丧失权柄,如同周王的丧失权威,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如果说这也是政变,那么,政变是缓慢进行的,甚至堪称和平演变。可惜,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虽是鲁国史书,对自己邦国的变故却语焉不详,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略知一二。
那么,鲁君的大权,旁落到了谁手里?
三桓。
所谓“三桓”,就是三家大夫,或三个氏族和氏室。始祖,是鲁庄公的三个弟弟:老二庆父,老三叔牙,老四季友。因为其后代都是公孙,便按照排行称为孟孙氏、叔孙氏和季孙氏。又因为都是桓公之后,所以合称“三桓”。
三桓的强大,与体制有关。我们在本中华史第三卷《奠基者》中说过,周天下类似于株式会社,各邦国也有点像公司。天下是总公司,总经理是天子,董事长是天。邦国是子公司,总经理是诸侯,董事长是天子。但这种比喻,说的只是授权关系。实际上邦国的治理,诸侯更像董事长,多半听政而不执政。作为一国之君,他们最主要的任务,是祭祀、结盟、宣战、授爵,偏重于礼节性和礼仪性。具体的军国事务,则交给卿和大夫。
显然,国君是国家元首,卿大夫是政府首脑。因此,如果卿大夫的权势足够强大,可以包办一切,那么,国君的工作,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,正所谓“政由宁氏,祭则寡人”。[25]卿大夫专政的卫国便是如此,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也如此。刘禅的说法,便是“政由葛氏(诸葛亮),祭则寡人”。[26]
[25]语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,原本是卫献公与执政宁氏的交换条件。
[26]陈寿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。
不过,卿大夫执政,又有两种惯例。
第一种,是政权交给公族。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孙,即老国君的儿子和孙子。公子和公孙都是公室的人,所以叫公族。公族中一位公子继位,其他担任卿大夫,共同执政,就叫“公族制”,鲁和楚是。
另一种,是政权交给非公族,齐和晋是。齐国地位最高,权力最大,世代为卿的国子和高子,就不是公族,也不姓姜,姓姬。晋国则在献公之时,就杀光了所有的公族。文公之后,执政的均非公族。这些异姓贵族如果长期执政变成世袭,就形成卿族。卿族执政的制度,无妨叫“卿族制”。
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。有学者认为,这是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,遵守周礼,讲究“亲亲”(重视血缘关系)和“尊尊”(维护等级制度)。其实这事与华夏或蛮夷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。比如在楚国,担任令尹、司马等要职的,就历来是公子,只不过他们自己叫王子。
三桓,就是长期把持鲁国政权的公族。到这次兵变,他们执政之久长达一个半世纪,历经僖、文、宣、成、襄、昭六代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,鲁国的国有资产逐渐地转移到他们的名下,鲁国的政治权力也逐渐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上。国君不被架空,才是怪事。
那么,三桓又干了些什么?
初税亩,作丘甲,作三军,分公室。前三件在子产之前,后一件在子产之后。
这四件事,涵盖了经济、军事、政治诸多方面。初税亩,就是初步实现税亩制;作丘甲,则是普遍推行丘甲制。税亩制即按亩收税,丘甲制即按丘征兵(包括兵员和兵器)。[27]具体做法不清楚,但税亩制被看作与民争利,丘甲制的制定则据说是为了防止齐国侵略。[28]因此可以肯定,其结果是富国强兵。
[27]初税亩是经济体制改革,作丘甲是军事体制改革。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式,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。但可以肯定,初税亩和作丘甲的结果,是旧体制崩溃了。尤其是税亩制的实行,意味着井田制的瓦解。经济基础变了,上层建筑也非变不可。
[28]初税亩在鲁宣公十五年,《左传》的评论是“非礼也”。作丘甲在鲁成公元年,《左传》的说法是“为齐难故”。
问题在于,强盛起来的鲁国,是谁的?
三桓的。
所以,到子产执政的十九年前,鲁国作三军。鲁国原本有两军。现在变成三军,并不是增加一军,而是把原来归公室所有、由鲁君指挥的两军打散,重新组建编制。新组建的三军,季孙氏、叔孙氏、孟孙氏各掌一军。不足的兵乘,三桓用自己的私家军队来补充。这在表面上看来,是他们为邦国做了贡献,但这三军的编制权和指挥权,在三家手里。因此,他们其实是把鲁国的**,变成了自己的家军,故《左传》称之为“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”。[29]
[29]事见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。
二十五年后,也就是子产铸刑鼎的前一年,三桓再次瓜分公室。他们把鲁国的国有资产分成四股,季孙氏得两股,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,然后每家交点提成给国君,其实不过蝇头小利。堂堂一国之君,几乎变成叫花子。[30]
[30]事见《左传·昭公五年》。
这真可谓欺人太甚,鲁君也终于忍无可忍。鲁昭公二十五年(公元前517年)九月十一日,昭公率领亲信和亲兵进攻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府邸。季平子猝不及防,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话,请求昭公对自己开庭审判,昭公不同意;请求到自己的采邑闭门思过,昭公也不同意;请求带少量亲兵流亡国外,昭公还是不同意。三让而不果,脸就撕破了,只有刀兵相见。
问题是这时的三桓,早已俨然国中之国。叔孙氏的司马便对手下人说:我是家臣,不敢考虑什么国不国的。我只问一句话,有季孙氏和没季孙氏,哪种情况对我们家有利?众人都说,没有季孙氏,就没有叔孙氏。于是叔孙氏的亲兵立马去救季平子。孟孙氏的家臣看见叔孙氏军旗招展,没有片刻犹豫就杀了昭公派来的使者,也去救援。三家联手,昭公哪能对付?也只能落荒而逃。
一场兵变,以昭公狼狈逃窜告终。[31]
[31]事见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。
这当然是典型的礼坏乐崩,但三桓也遭到了报应。就在他们蛮横对待自己国君的同时,他们的家臣也在用同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家君。鲁定公五年(公元前505年),也就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的第二年,季平子去世。季孙氏的家臣阳虎,趁机软禁了接班人季桓子,逼他签订城下之盟,让自己执掌鲁国国政达三年之久。[32]三年后,阳虎的野心更加膨胀,阴谋干掉三桓的掌门人,由自己和同伙取而代之。
[32]事见《左传·定公五年》。
这回,轮到季桓子变成鲁昭公,体会一下什么叫君臣易位,犯上作乱了。
阳虎的计划,是先请季桓子吃饭,然后在宴席上谋杀他。于是阳虎驱车走在前面,他的堂弟阳越殿后,季桓子夹在当中。桓子感觉情况不妙,便对自己的驾驶员林楚说: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我季氏良臣,希望你能继承传统。
林楚说,晚了。阳虎已经成了气候。
桓子说,晚什么?不晚。我问你,你现在能带我去孟孙氏家吗?
林楚说,臣不敢贪生,就怕于事无补。
桓子说,那就走!
于是林楚拍马飞车前往孟孙氏家。靠着孟孙氏的救援,季桓子逃过一死,政权重新回到三桓手里。[33]三桓好歹是公族,所以鲁君的面子仍然用纸糊着。即便如此,春秋最后一任鲁君哀公,也还是逃到了越国,请勾践做他的保护人。[34]
[33]事见《左传·定公八年》。
[34]事见《左传·哀公二十七年》。
有趣的,是舆论。
鲁昭公死在国外后,有人问晋国的史官史墨怎么看。史墨居然说,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!社稷的祭祀者并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,君臣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。自古以来,就是这样嘛![35]
[35]语见《左传·昭公三十二年》。
好一个“社稷无常奉,君臣无常位”!照这个逻辑,臣变君,君换人,也都是可能的了?
没错。齐和晋,即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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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变双方的交火,是在子产去世后五年发生的。其结果,政权表面上没有被颠覆,国君却实际上被赶跑。从此直到七年后新君即位,鲁国都没有国君。其实兵变失败流亡国外的鲁昭公即便回国,或没有逃跑,也只是纸糊的面子。这次动乱,不过把面子撕破了而已。
是的,鲁君早被架空,形同虚设。
这就不是一次政变可以完成的。实际上鲁君的丧失权柄,如同周王的丧失权威,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如果说这也是政变,那么,政变是缓慢进行的,甚至堪称和平演变。可惜,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虽是鲁国史书,对自己邦国的变故却语焉不详,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中略知一二。
那么,鲁君的大权,旁落到了谁手里?
三桓。
所谓“三桓”,就是三家大夫,或三个氏族和氏室。始祖,是鲁庄公的三个弟弟:老二庆父,老三叔牙,老四季友。因为其后代都是公孙,便按照排行称为孟孙氏、叔孙氏和季孙氏。又因为都是桓公之后,所以合称“三桓”。
三桓的强大,与体制有关。我们在本中华史第三卷《奠基者》中说过,周天下类似于株式会社,各邦国也有点像公司。天下是总公司,总经理是天子,董事长是天。邦国是子公司,总经理是诸侯,董事长是天子。但这种比喻,说的只是授权关系。实际上邦国的治理,诸侯更像董事长,多半听政而不执政。作为一国之君,他们最主要的任务,是祭祀、结盟、宣战、授爵,偏重于礼节性和礼仪性。具体的军国事务,则交给卿和大夫。
显然,国君是国家元首,卿大夫是政府首脑。因此,如果卿大夫的权势足够强大,可以包办一切,那么,国君的工作,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,正所谓“政由宁氏,祭则寡人”。[25]卿大夫专政的卫国便是如此,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也如此。刘禅的说法,便是“政由葛氏(诸葛亮),祭则寡人”。[26]
[25]语见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,原本是卫献公与执政宁氏的交换条件。
[26]陈寿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。
不过,卿大夫执政,又有两种惯例。
第一种,是政权交给公族。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孙,即老国君的儿子和孙子。公子和公孙都是公室的人,所以叫公族。公族中一位公子继位,其他担任卿大夫,共同执政,就叫“公族制”,鲁和楚是。
另一种,是政权交给非公族,齐和晋是。齐国地位最高,权力最大,世代为卿的国子和高子,就不是公族,也不姓姜,姓姬。晋国则在献公之时,就杀光了所有的公族。文公之后,执政的均非公族。这些异姓贵族如果长期执政变成世袭,就形成卿族。卿族执政的制度,无妨叫“卿族制”。
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。有学者认为,这是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,遵守周礼,讲究“亲亲”(重视血缘关系)和“尊尊”(维护等级制度)。其实这事与华夏或蛮夷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。比如在楚国,担任令尹、司马等要职的,就历来是公子,只不过他们自己叫王子。
三桓,就是长期把持鲁国政权的公族。到这次兵变,他们执政之久长达一个半世纪,历经僖、文、宣、成、襄、昭六代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,鲁国的国有资产逐渐地转移到他们的名下,鲁国的政治权力也逐渐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上。国君不被架空,才是怪事。
那么,三桓又干了些什么?
初税亩,作丘甲,作三军,分公室。前三件在子产之前,后一件在子产之后。
这四件事,涵盖了经济、军事、政治诸多方面。初税亩,就是初步实现税亩制;作丘甲,则是普遍推行丘甲制。税亩制即按亩收税,丘甲制即按丘征兵(包括兵员和兵器)。[27]具体做法不清楚,但税亩制被看作与民争利,丘甲制的制定则据说是为了防止齐国侵略。[28]因此可以肯定,其结果是富国强兵。
[27]初税亩是经济体制改革,作丘甲是军事体制改革。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方式,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。但可以肯定,初税亩和作丘甲的结果,是旧体制崩溃了。尤其是税亩制的实行,意味着井田制的瓦解。经济基础变了,上层建筑也非变不可。
[28]初税亩在鲁宣公十五年,《左传》的评论是“非礼也”。作丘甲在鲁成公元年,《左传》的说法是“为齐难故”。
问题在于,强盛起来的鲁国,是谁的?
三桓的。
所以,到子产执政的十九年前,鲁国作三军。鲁国原本有两军。现在变成三军,并不是增加一军,而是把原来归公室所有、由鲁君指挥的两军打散,重新组建编制。新组建的三军,季孙氏、叔孙氏、孟孙氏各掌一军。不足的兵乘,三桓用自己的私家军队来补充。这在表面上看来,是他们为邦国做了贡献,但这三军的编制权和指挥权,在三家手里。因此,他们其实是把鲁国的**,变成了自己的家军,故《左传》称之为“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”。[29]
[29]事见《左传·襄公十一年》。
二十五年后,也就是子产铸刑鼎的前一年,三桓再次瓜分公室。他们把鲁国的国有资产分成四股,季孙氏得两股,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,然后每家交点提成给国君,其实不过蝇头小利。堂堂一国之君,几乎变成叫花子。[30]
[30]事见《左传·昭公五年》。
这真可谓欺人太甚,鲁君也终于忍无可忍。鲁昭公二十五年(公元前517年)九月十一日,昭公率领亲信和亲兵进攻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府邸。季平子猝不及防,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话,请求昭公对自己开庭审判,昭公不同意;请求到自己的采邑闭门思过,昭公也不同意;请求带少量亲兵流亡国外,昭公还是不同意。三让而不果,脸就撕破了,只有刀兵相见。
问题是这时的三桓,早已俨然国中之国。叔孙氏的司马便对手下人说:我是家臣,不敢考虑什么国不国的。我只问一句话,有季孙氏和没季孙氏,哪种情况对我们家有利?众人都说,没有季孙氏,就没有叔孙氏。于是叔孙氏的亲兵立马去救季平子。孟孙氏的家臣看见叔孙氏军旗招展,没有片刻犹豫就杀了昭公派来的使者,也去救援。三家联手,昭公哪能对付?也只能落荒而逃。
一场兵变,以昭公狼狈逃窜告终。[31]
[31]事见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。
这当然是典型的礼坏乐崩,但三桓也遭到了报应。就在他们蛮横对待自己国君的同时,他们的家臣也在用同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家君。鲁定公五年(公元前505年),也就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的第二年,季平子去世。季孙氏的家臣阳虎,趁机软禁了接班人季桓子,逼他签订城下之盟,让自己执掌鲁国国政达三年之久。[32]三年后,阳虎的野心更加膨胀,阴谋干掉三桓的掌门人,由自己和同伙取而代之。
[32]事见《左传·定公五年》。
这回,轮到季桓子变成鲁昭公,体会一下什么叫君臣易位,犯上作乱了。
阳虎的计划,是先请季桓子吃饭,然后在宴席上谋杀他。于是阳虎驱车走在前面,他的堂弟阳越殿后,季桓子夹在当中。桓子感觉情况不妙,便对自己的驾驶员林楚说: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我季氏良臣,希望你能继承传统。
林楚说,晚了。阳虎已经成了气候。
桓子说,晚什么?不晚。我问你,你现在能带我去孟孙氏家吗?
林楚说,臣不敢贪生,就怕于事无补。
桓子说,那就走!
于是林楚拍马飞车前往孟孙氏家。靠着孟孙氏的救援,季桓子逃过一死,政权重新回到三桓手里。[33]三桓好歹是公族,所以鲁君的面子仍然用纸糊着。即便如此,春秋最后一任鲁君哀公,也还是逃到了越国,请勾践做他的保护人。[34]
[33]事见《左传·定公八年》。
[34]事见《左传·哀公二十七年》。
有趣的,是舆论。
鲁昭公死在国外后,有人问晋国的史官史墨怎么看。史墨居然说,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!社稷的祭祀者并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,君臣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。自古以来,就是这样嘛![35]
[35]语见《左传·昭公三十二年》。
好一个“社稷无常奉,君臣无常位”!照这个逻辑,臣变君,君换人,也都是可能的了?
没错。齐和晋,即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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