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合纵连横 · 谁来回答中国
能回答历史之问的,是士,也只有士。
士,是战国舞台的主角,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,西周是王,东周是侯,春秋中后期是大夫。于是,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,前有武王、周公,中有齐桓、晋文,后有子产、赵鞅,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。
战国的历史,却是由士来谱写的。
什么是士?
士在春秋,是最低一等的贵族。前三等,是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。在秦汉和秦汉以后,是最高一级的平民。后三级,是农、工、商。
那么,战国的士,是什么?
精神贵族。
所谓精神贵族,就是仅仅在精神上或精神领域是贵族。根本原因,是士没有不动产,也没有统治权。没有物质,便只有精神。成为精神贵族,是迟早的事。
不过既然是贵族,就该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,也要有标识,比如体现参政权的缁冠,体现参军权的皮冠,体现祭祀权的爵冠(爵读如雀)。这是权利的象征,也是身份的认同。因此,子路宁愿去死,也不肯免冠。
这就是贵族精神了。
有贵族精神,就有君子风度。所以,春秋虽然礼坏乐崩,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。
然而进入战国,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,只剩下一柄剑。这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,[14]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。所以,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,特地写了“带剑”二字。[15]同样,冯和韩信尽管一文不名,却剑不离身。剑,是贵族之器,君子之器,王者之器。大侠多半用剑,道理也在这里。
落=霞=小=说~
[14]关于周代贵族的成年礼,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《奠基者》。
[15]请参看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
剑,意味着身份,也意味着教养。一般地说,士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。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,学习积极性却可能最高。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,有义务无职务,有事业无产业。唯一的出路,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,换取俸禄或食田(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)。
这就非有本事不可。
因此,士人的第一要务,是“修身”。身修好了,就可以出来工作。其中,帮助大夫打理采邑,叫“齐家”;协助诸侯治理邦国,叫“治国”;辅助天子安定四海,叫“平天下”。合起来,叫修、齐、治、平。
但,无论齐家还是治国,士人都是帮佣,诸侯和大夫则是老板。不过,春秋的老板和帮佣是有血缘关系的,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袭职务和固定工作,或像管仲时代的齐国那样由国家包养。战国之士,则必须自己找工作。他们与诸侯和大夫,是雇佣关系。既然如此,士们是去帮忙,还是帮凶、帮腔、帮闲,便由不得自己。相反,为了保证有口饭吃,甚至能够飞黄腾达,他们很可能放弃原则而投其所好,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。战国之人急功近利,社会风气急剧败坏,这是原因之一。[16]
[16]刘向的《战国策·序》就说:“战国之时,君德浅薄,为之谋策者,不得不因势而为资,据时而为画,故其谋扶急持倾,为一切之权。”此说甚为有理。
好在事情还有另一面。
另一面就是士在国际事务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,变得越来越重要。这也是战国与春秋的区别。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,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,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,正所谓“入楚楚重,出齐齐轻,为赵赵完,叛魏魏伤”,[17]简直就是核武器。
[17]见王充《论衡·效力》。
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,不得不卑躬屈节,礼贤下士,以至于普天之下,尊贤成风。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,也要供养士人。齐国执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,大部分用于养士。[18]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,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样的饭菜。如果食客表示怀疑,孟尝君还得端着盘子去验明正身。[19]权贵们对士人的谦恭,于斯为最。
[18]据说,田成子是“杀一牛,取一豆肉,余以食士;终岁,布帛取二制焉,余以衣士”。见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。
[19]请参看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。
相反,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,甚至可以傲然视之。有一次,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(即后来的魏武侯)狭路相逢。太子连忙让车回避,自己下车行礼,田子方却昂然不答。田子方说: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,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。我们士人,如果主张不被接受,言论不被采纳,换个国家就是。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,就像扔掉一只草鞋,有什么了不起!
魏太子击听了,也只能唯唯诺诺。[20]
[20]请参看《史记·魏世家》。
毫无疑问,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,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,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。我们知道,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,一是衣食无忧,二是言论自由。有此两条,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,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。
战国,就做到了这两点。
事实上,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,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,也不受任何制约。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,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,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,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,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。没人失去自由,也没人因言获罪。
不被供养的,更如此。
于是战国二百年,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:民众水深火热,士人备受尊崇;社会动荡不安,学术空前繁荣;道德普遍滑坡,思想充分自由。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,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,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。
奇怪吗?
不奇怪。
事实上,正因为社会剧变,天下大乱,道德沦丧,共识阙如,中国向何处去才成了问题。同样,正因为一个跨国界、超宗族的精英阶层勃然兴起,又没有一统天下的强权能够钳制舆论,问题的回答才有了可能。
于是,儒家代表着文士,墨家代表着武士,道家代表着隐士,法家代表着谋士,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,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。这是当时最自由也最活跃的力量。因为自由,所以是百家;因为活跃,所以要争鸣。
世纪大辩论开始了。
那就看他们如何亮剑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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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,是战国舞台的主角,正如之前的时代主人,西周是王,东周是侯,春秋中后期是大夫。于是,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风流人物,前有武王、周公,中有齐桓、晋文,后有子产、赵鞅,他们是那些时代的代表。
战国的历史,却是由士来谱写的。
什么是士?
士在春秋,是最低一等的贵族。前三等,是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。在秦汉和秦汉以后,是最高一级的平民。后三级,是农、工、商。
那么,战国的士,是什么?
精神贵族。
所谓精神贵族,就是仅仅在精神上或精神领域是贵族。根本原因,是士没有不动产,也没有统治权。没有物质,便只有精神。成为精神贵族,是迟早的事。
不过既然是贵族,就该有贵族的权利和义务,也要有标识,比如体现参政权的缁冠,体现参军权的皮冠,体现祭祀权的爵冠(爵读如雀)。这是权利的象征,也是身份的认同。因此,子路宁愿去死,也不肯免冠。
这就是贵族精神了。
有贵族精神,就有君子风度。所以,春秋虽然礼坏乐崩,却还不至于道德沦丧。
然而进入战国,士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了,只剩下一柄剑。这是他们在举行冠礼时获得的,[14]也是贵族的身份认同和象征。所以,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的成年礼时,特地写了“带剑”二字。[15]同样,冯和韩信尽管一文不名,却剑不离身。剑,是贵族之器,君子之器,王者之器。大侠多半用剑,道理也在这里。
落=霞=小=说~
[14]关于周代贵族的成年礼,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《奠基者》。
[15]请参看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
剑,意味着身份,也意味着教养。一般地说,士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。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,学习积极性却可能最高。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,有义务无职务,有事业无产业。唯一的出路,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,换取俸禄或食田(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)。
这就非有本事不可。
因此,士人的第一要务,是“修身”。身修好了,就可以出来工作。其中,帮助大夫打理采邑,叫“齐家”;协助诸侯治理邦国,叫“治国”;辅助天子安定四海,叫“平天下”。合起来,叫修、齐、治、平。
但,无论齐家还是治国,士人都是帮佣,诸侯和大夫则是老板。不过,春秋的老板和帮佣是有血缘关系的,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袭职务和固定工作,或像管仲时代的齐国那样由国家包养。战国之士,则必须自己找工作。他们与诸侯和大夫,是雇佣关系。既然如此,士们是去帮忙,还是帮凶、帮腔、帮闲,便由不得自己。相反,为了保证有口饭吃,甚至能够飞黄腾达,他们很可能放弃原则而投其所好,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。战国之人急功近利,社会风气急剧败坏,这是原因之一。[16]
[16]刘向的《战国策·序》就说:“战国之时,君德浅薄,为之谋策者,不得不因势而为资,据时而为画,故其谋扶急持倾,为一切之权。”此说甚为有理。
好在事情还有另一面。
另一面就是士在国际事务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,变得越来越重要。这也是战国与春秋的区别。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,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,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,正所谓“入楚楚重,出齐齐轻,为赵赵完,叛魏魏伤”,[17]简直就是核武器。
[17]见王充《论衡·效力》。
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,不得不卑躬屈节,礼贤下士,以至于普天之下,尊贤成风。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,也要供养士人。齐国执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,大部分用于养士。[18]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,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样的饭菜。如果食客表示怀疑,孟尝君还得端着盘子去验明正身。[19]权贵们对士人的谦恭,于斯为最。
[18]据说,田成子是“杀一牛,取一豆肉,余以食士;终岁,布帛取二制焉,余以衣士”。见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。
[19]请参看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。
相反,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,甚至可以傲然视之。有一次,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(即后来的魏武侯)狭路相逢。太子连忙让车回避,自己下车行礼,田子方却昂然不答。田子方说: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,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。我们士人,如果主张不被接受,言论不被采纳,换个国家就是。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,就像扔掉一只草鞋,有什么了不起!
魏太子击听了,也只能唯唯诺诺。[20]
[20]请参看《史记·魏世家》。
毫无疑问,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,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,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。我们知道,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,一是衣食无忧,二是言论自由。有此两条,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,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。
战国,就做到了这两点。
事实上,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,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,也不受任何制约。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,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,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,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,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。没人失去自由,也没人因言获罪。
不被供养的,更如此。
于是战国二百年,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:民众水深火热,士人备受尊崇;社会动荡不安,学术空前繁荣;道德普遍滑坡,思想充分自由。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,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,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。
奇怪吗?
不奇怪。
事实上,正因为社会剧变,天下大乱,道德沦丧,共识阙如,中国向何处去才成了问题。同样,正因为一个跨国界、超宗族的精英阶层勃然兴起,又没有一统天下的强权能够钳制舆论,问题的回答才有了可能。
于是,儒家代表着文士,墨家代表着武士,道家代表着隐士,法家代表着谋士,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,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。这是当时最自由也最活跃的力量。因为自由,所以是百家;因为活跃,所以要争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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