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67章 大航海(七)
第667章大航海(七)
如果说有谁能够仅凭一篇骈文就名垂千古,那么,王勃毫无疑问属于这类人。
他的人生没有什么精彩的经历,无非是跟大多数读书人一样,专研诗歌词赋,偶尔感叹一下自己怀才不遇。
基本只要是个读书人,都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,大唐知识分子们,各个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。
这种事很正常,蛋糕总量就那么大,总有些人能分到蛋糕,有些人则分不到蛋糕,分不到蛋糕的,自然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。
皇亲国戚们作为统治者,要分蛋糕,关陇贵族们作为开国元勋,也要分蛋糕,关东士族们,虽然属于被征服者,但好歹算是有统战价值,也能分到一点蛋糕。
这样一层层分下来,已经没有多余的蛋糕留给普通读书人了。
关陇的读书人还稍微好点,能得到关陇贵族们施舍的一点残羹剩饭。
关东的读书人,尤其是河北的读书人,那就老惨了,根本没有上升的机会,实现阶级跃升,宛若蜀道难。
一个社会,有人享受,自然就有人在付出,有人消费,自然就有人在生产。
总得剥削大部分人,来满足少部分人,这样才能供养得起,底层人如果太少,就养不起上层人。
只听过一百个奴隶养活一个主人的,没听过一个奴隶养活一百个主人的。
既然关陇是帝国的基本盘,帝国要养活关陇,那么究竟是谁来承担养活关陇基本盘的负担呢?
胡人吗?
可是胡人才那么点人,而且胡人生产力太落后,怎么可能养得起庞大的关陇地区?
到头来,只能是人口最多的河北地区来养活关陇地区。
之所以吸血河北地区,不是因为河北有什么“魅力”,而是单纯地因为河北的人口足够多,可以被持续吸血,如果是尚未被开发成熟的岭南,可能刚刚吸血没几年就被吸干了。
剥削大部分人,才能养得起少部分人,如果被剥削地区的人口太少,是养活不了关陇统治阶层的,也就河北庞大的底层人口基数,可以养得起帝国的统治阶层。
这种事能怪谁呢?就跟后汉的关西地区一样,因为站队太晚,成为了被吸血地区,而河北地区/关东士族,因为站队太早,及时上了光武帝刘秀的船,因此成为了统治阶层。
如今大唐时代,是反过来了,关西站队太早,成为了帝国的统治阶层,关东站队太晚,成为了帝国的被吸血地区。
帝国在强盛时期,已经埋下了内战的种子,只需要等待一个契机,一个让所有对帝国暗中不满者敢于明面跳反的契机。
现在之所以没反,不是因为不想反,而是因为不敢反,怕被镇压。
如果哪一天,突然有个强大的将领,打得帝国统治阶层措手不及,让那些早就想造反的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,那么,自然就会在短时间内声势浩大。
谁赢,他们帮谁!
有成功希望的造反,他们才愿意帮助,没有成功希望的造反,他们反而要协助帝国镇压反贼,说不定还能捞一点军功。
王勃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想法,他虽然也想过做官,但意愿不是很强烈,属于那种,如果你求我做官,那我就做官,满足一下做官的愿望,你要是不主动过来求我做官,那我也懒得去求官,非常随意。
想做官,但不是很强烈地想,只是顺其自然。
洪州都督被他的文采惊讶到了,将他的《滕王阁序》抄写下来,还想挽留他。
不过,王勃婉拒了。
婉拒的原因不是什么淡泊名利,王勃虽然不是很在意功名利禄,但也还不至于淡泊名利,主要是他赶着去交趾探望父亲。
他的父亲,因为发表了一些“亲燕言论”,而被朝廷贬官到了岭南交趾。
王勃生长在大唐强盛时期,所以不会有“慕燕思想”,也从来不会觉得燕国是什么正统。
但是,中原老一辈的士族文人,他们生长在隋唐战乱年代,见证了燕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时刻,亲身感受到了百万大军被燕国杀得灰飞烟灭的时代洪流,当时又流行【燕国正统论】。
因此,诸如王勃父亲等老一辈中原文人,虽然有很多已经转变思想,开始把李唐视为华夏正统,但还有一些中原士族文人,依旧把燕国当作华夏正统,认为李唐是鞑虏蛮夷。
王勃的父亲,只是在一次酒宴上,喝醉了酒,酒后吐真言,提了一句,朝廷应该放开市场,跟燕国和好贸易。
然后,那些政敌们,就趁机把王勃父亲给举报了。
如今“反燕”是朝廷的国策,王勃父亲发表这种言论,无异于是抨击朝政,自然是要被贬官的。
什么话该说,什么话不该说,这是每一个从政者都要牢记于心的。
如果是在汉武帝晚期,有人敢说什么跟匈奴和好,那就不是贬官这么简单了。
有背景的也得进牢里待着,没背景的直接砍了。
也就天皇李治相对而言更仁慈些,只是贬官处理。
顺着水道(赣江),穿过五岭,来到了番禺(广州)。
这里距离帝国中心太远了。
正所谓天高皇帝远,距离天子越远,朝廷的约束力就越低。
如果说,洪州的走私还是小规模,那么番禺的走私就非常猖獗了,市面上充斥着名为“大食香料”的燕国香料。
当地官员们,为了政绩和赚钱,也是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商人们以进口大食香料的名义,搞走私赚钱,自然是要缴纳商税的。
地方官的政绩,无非就是这么几种:稳定、人口、粮食、税收、基建。
最重要的,其实是稳定,也就是不能发生民变,一旦发生民变,其他政绩再好,那也是无用的。
增加人口、粮食增产、税收变多、用徭役搞基础设施建设,这些都属于政绩。
也就是说,地方官一方面要增加税收,为朝廷从百姓身上多捞钱,另一方面又要安抚民心,不能因为捞钱太狠而出现民变。
单纯捞百姓的钱很简单,加税就行,单纯安抚民心也很简单,减税就行,但是既想要捞百姓的钱,又希望百姓不会有怨言,这就很难了,这种事情需要进行巧妙地微操,在百姓爆发怨言的临界点之前,尽可能地多捞钱。
至于怎么掌控这个民怨临界点,就需要每一位从政者自己的经验心得了。
这也就是在大唐做官的难处了,朝廷希望你多多从百姓身上捞钱,然后上交给中央,同时又希望你能安抚百姓,让百姓不会对朝廷产生怨言。
既要马儿跑,又要马儿不吃草!
而纵容走私,只要没有被中央发现,其实就是番禺官员们,最容易增加政绩的办法。
一方面,税收增加了,另一方面,百姓也不会产生怨言,简直一举两得,唯一的缺陷就是“有一点点风险”,一旦被长安朝廷发现,那是要掉脑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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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有谁能够仅凭一篇骈文就名垂千古,那么,王勃毫无疑问属于这类人。
他的人生没有什么精彩的经历,无非是跟大多数读书人一样,专研诗歌词赋,偶尔感叹一下自己怀才不遇。
基本只要是个读书人,都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,大唐知识分子们,各个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。
这种事很正常,蛋糕总量就那么大,总有些人能分到蛋糕,有些人则分不到蛋糕,分不到蛋糕的,自然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。
皇亲国戚们作为统治者,要分蛋糕,关陇贵族们作为开国元勋,也要分蛋糕,关东士族们,虽然属于被征服者,但好歹算是有统战价值,也能分到一点蛋糕。
这样一层层分下来,已经没有多余的蛋糕留给普通读书人了。
关陇的读书人还稍微好点,能得到关陇贵族们施舍的一点残羹剩饭。
关东的读书人,尤其是河北的读书人,那就老惨了,根本没有上升的机会,实现阶级跃升,宛若蜀道难。
一个社会,有人享受,自然就有人在付出,有人消费,自然就有人在生产。
总得剥削大部分人,来满足少部分人,这样才能供养得起,底层人如果太少,就养不起上层人。
只听过一百个奴隶养活一个主人的,没听过一个奴隶养活一百个主人的。
既然关陇是帝国的基本盘,帝国要养活关陇,那么究竟是谁来承担养活关陇基本盘的负担呢?
胡人吗?
可是胡人才那么点人,而且胡人生产力太落后,怎么可能养得起庞大的关陇地区?
到头来,只能是人口最多的河北地区来养活关陇地区。
之所以吸血河北地区,不是因为河北有什么“魅力”,而是单纯地因为河北的人口足够多,可以被持续吸血,如果是尚未被开发成熟的岭南,可能刚刚吸血没几年就被吸干了。
剥削大部分人,才能养得起少部分人,如果被剥削地区的人口太少,是养活不了关陇统治阶层的,也就河北庞大的底层人口基数,可以养得起帝国的统治阶层。
这种事能怪谁呢?就跟后汉的关西地区一样,因为站队太晚,成为了被吸血地区,而河北地区/关东士族,因为站队太早,及时上了光武帝刘秀的船,因此成为了统治阶层。
如今大唐时代,是反过来了,关西站队太早,成为了帝国的统治阶层,关东站队太晚,成为了帝国的被吸血地区。
帝国在强盛时期,已经埋下了内战的种子,只需要等待一个契机,一个让所有对帝国暗中不满者敢于明面跳反的契机。
现在之所以没反,不是因为不想反,而是因为不敢反,怕被镇压。
如果哪一天,突然有个强大的将领,打得帝国统治阶层措手不及,让那些早就想造反的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,那么,自然就会在短时间内声势浩大。
谁赢,他们帮谁!
有成功希望的造反,他们才愿意帮助,没有成功希望的造反,他们反而要协助帝国镇压反贼,说不定还能捞一点军功。
王勃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想法,他虽然也想过做官,但意愿不是很强烈,属于那种,如果你求我做官,那我就做官,满足一下做官的愿望,你要是不主动过来求我做官,那我也懒得去求官,非常随意。
想做官,但不是很强烈地想,只是顺其自然。
洪州都督被他的文采惊讶到了,将他的《滕王阁序》抄写下来,还想挽留他。
不过,王勃婉拒了。
婉拒的原因不是什么淡泊名利,王勃虽然不是很在意功名利禄,但也还不至于淡泊名利,主要是他赶着去交趾探望父亲。
他的父亲,因为发表了一些“亲燕言论”,而被朝廷贬官到了岭南交趾。
王勃生长在大唐强盛时期,所以不会有“慕燕思想”,也从来不会觉得燕国是什么正统。
但是,中原老一辈的士族文人,他们生长在隋唐战乱年代,见证了燕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时刻,亲身感受到了百万大军被燕国杀得灰飞烟灭的时代洪流,当时又流行【燕国正统论】。
因此,诸如王勃父亲等老一辈中原文人,虽然有很多已经转变思想,开始把李唐视为华夏正统,但还有一些中原士族文人,依旧把燕国当作华夏正统,认为李唐是鞑虏蛮夷。
王勃的父亲,只是在一次酒宴上,喝醉了酒,酒后吐真言,提了一句,朝廷应该放开市场,跟燕国和好贸易。
然后,那些政敌们,就趁机把王勃父亲给举报了。
如今“反燕”是朝廷的国策,王勃父亲发表这种言论,无异于是抨击朝政,自然是要被贬官的。
什么话该说,什么话不该说,这是每一个从政者都要牢记于心的。
如果是在汉武帝晚期,有人敢说什么跟匈奴和好,那就不是贬官这么简单了。
有背景的也得进牢里待着,没背景的直接砍了。
也就天皇李治相对而言更仁慈些,只是贬官处理。
顺着水道(赣江),穿过五岭,来到了番禺(广州)。
这里距离帝国中心太远了。
正所谓天高皇帝远,距离天子越远,朝廷的约束力就越低。
如果说,洪州的走私还是小规模,那么番禺的走私就非常猖獗了,市面上充斥着名为“大食香料”的燕国香料。
当地官员们,为了政绩和赚钱,也是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商人们以进口大食香料的名义,搞走私赚钱,自然是要缴纳商税的。
地方官的政绩,无非就是这么几种:稳定、人口、粮食、税收、基建。
最重要的,其实是稳定,也就是不能发生民变,一旦发生民变,其他政绩再好,那也是无用的。
增加人口、粮食增产、税收变多、用徭役搞基础设施建设,这些都属于政绩。
也就是说,地方官一方面要增加税收,为朝廷从百姓身上多捞钱,另一方面又要安抚民心,不能因为捞钱太狠而出现民变。
单纯捞百姓的钱很简单,加税就行,单纯安抚民心也很简单,减税就行,但是既想要捞百姓的钱,又希望百姓不会有怨言,这就很难了,这种事情需要进行巧妙地微操,在百姓爆发怨言的临界点之前,尽可能地多捞钱。
至于怎么掌控这个民怨临界点,就需要每一位从政者自己的经验心得了。
这也就是在大唐做官的难处了,朝廷希望你多多从百姓身上捞钱,然后上交给中央,同时又希望你能安抚百姓,让百姓不会对朝廷产生怨言。
既要马儿跑,又要马儿不吃草!
而纵容走私,只要没有被中央发现,其实就是番禺官员们,最容易增加政绩的办法。
一方面,税收增加了,另一方面,百姓也不会产生怨言,简直一举两得,唯一的缺陷就是“有一点点风险”,一旦被长安朝廷发现,那是要掉脑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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